嗅态 嗅产业冷暖，见人间百态 作者 | 石灿 虽然距离2013年高考结束已经整整十三年，但崔永旺还是时常梦见这个梦。或者说，关于高考，他只梦见这件事。 梦里，崔永旺是个复读的高四学生，一个念头反复在脑子里打转：“去年没考好，今年要是还考不好，该怎么办？” 一股巨大的恐慌感导致的紧张情绪直冲胸腔。 然后，梦醒了。 自2013年秋天起，这个梦反复缠着崔永旺，整整十三年。现实里，他从未复读过一天，但只要合上眼，那间教室随时都会把他拽回去。 我和崔永旺是在2020年加上微信的，但平时没说过话。直到2023年2月，我们才约在朝阳公园南边骏豪大厦一楼的咖啡厅见了面。那会儿，他是36氪公众号的负责人，整天忙得脚不沾地，我约了他好几次，才碰上头。我向他讨教了一些行业问题。刚见完没多久，他就离职了。再后来刷朋友圈，看他发工作动态，人已经去了一家国企。之后又辗转去了一家互联网大厂。到了现在，他把大厂彻底退了，成了一个自由人。 崔永旺在我们圈子里算是挺活跃的一个同行。他爱踢球，经常跑去踢各种互联网业余联赛；他也挺爱表达，隔三岔五就在自己那个同名公众号上写写近况和想法。看着他这一路跳来跳去，还有他在文章里掏心掏肺说的那些话，我总会想起跟他差不多时间来北京的那批年轻人。 大家一路都是靠考试做卷子杀出来的，特别擅长答题、拿高分，以至于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时候，身上都有股抹不掉的相似劲儿。 在东亚式的成长语境里，考场从来不仅是一处物理空间，它是一整套严密的审判与度量机制。崔永旺1995年出生在山西南部的临汾市，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，无论置身何处，他潜意识里的生存状态，始终没有离开过课桌。他似乎总在赶赴下一场大考，总在试图抢下一份满分答卷。 崔永旺并不是唯一一个迟迟没有离开考场的人。过去二十多年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县乡差序的边缘挤向城市中心，靠着考卷叩开大学校门，再借由学历、职场与城市向更高的阶层攀爬。在更早的时候，父辈们亲眼目睹过中专、大专跳出农门、端上铁饭碗的奇迹，于是把“解题换取安全感”作为最底层的生存策略刻进下一代的经验里。 知识确实曾兑现过向上的承诺，但也悄然铸成了精神的锁链。特别是对于没有名校光环兜底的二本学生而言，这种路径依赖更为深重。走出校门后，纸质试卷消失了，底层的答题思维与审判机制却完整保留了下来。学校换成了公司，期末考试换成绩效考核，卷面分数变成KPI、阅读量与业务数字，年级大榜变成职级序列与晋升名单，衡量一个人的刻度，也顺理成章地从成绩单折算成了工资、大厂名头与账户余额。 研究者把其中一类人称为“优绩本位型好学生”。哪怕是身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、政治哲学家迈克尔·桑德尔讨论“优绩主义”时也提醒，越相信成功来自个人的才能和努力，人越容易把失败也归到自己身上。 互联网，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又给这批年轻人提供了一段快速上升的通道。崔永旺从20人的小公司去了各个领域的顶级公司，10万+、粉丝、职位和工资都曾是清楚的计分牌。努力换来的改变是真的，向上走过的路也是真的。在长达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叙事里，移动互联网的狂飙掩盖了优绩主义的残酷底色，所有人都在量化跑道上不知疲倦地狂奔，以为这张试卷永远做不完，晋升机制永远稳定兑现。 问题出现在计分牌突然消失以后。 2025年，崔永旺遭遇两次裁员。过往从来都是他主动靠近机制，顺着规则交出答卷，机制就给他提供通关的筹码；但这一次，两个庞大的系统同时放弃了他。 崔永旺不得不面对一个从前很少想过的问题：没有下一场考试以后，一个人该怎样安排自己的人生？ 裁员 北京的杨柳飞絮正赶上第二轮高发期。2025年4月底，崔永旺在外地出差，那家国企的人力负责人忽然找到他，说想约个时间聊聊。 崔永旺问，什么事。 对方没说具体什么事，只回了一句，见面再聊。 那段时间，他已经能察觉到一些变化，领导对工作的不满意越来越明显，公司里裁员的气氛也一直没有散。看到那条消息时，崔永旺心里颤抖了一下，已经知道大概要发生什么了。 “终于来了。”他默念道。 两年前，崔永旺走出36氪，坐进了这家国企公关部的工位。 过去的工作标准简单明了，文章阅读量能不能破10万加，视频能不能跑出百万播放数，最终由市场裁决。只要后台数字在，工作成绩就在，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底气。但在这里，逻辑并不是这么简单。崔永旺第一次感受到那句话，“有些地方，水确实很深。” 2024年，外部环境也在变化。这家国企的营收也出现下滑。崔永旺记得，公司里一直有裁员的气氛，到了当年下半年，关于去留的不安越来越具体。进入2025年以后，信号更加明显了，他没有主动离开，照常去公司上班。 我们回头说起那段时间，崔永旺承认，如果公司没有裁掉他，他大概率还会继续待下去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公司的名字足够响亮，收入稳定，福利也不错，走出去说自己在国企工作，别人会觉得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他也容易得到别人尊重的目光。 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