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6年夏，广州，郭沫若到林伯渠家中拜访，恰好遇见了毛泽东。一个是已经成名的文学家，一个是投身革命宣传工作的共产党人。两人初次见面，谈的并非客套话，而是文学、农民运动和中国革命的走向。 当时，郭沫若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，同时参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；毛泽东则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任职。二人年龄相近，经历却各有不同。郭沫若从文学和学术走向政治，毛泽东则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形成自己的革命判断。 林伯渠回家时，看见两人谈得正投入，便笑着说：“看来我回来得不是时候。”这次偶然相逢，成为两人长期交往的起点。 1927年，国共合作破裂后，郭沫若发表讨蒋文章，遭到通缉。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前后的革命宣传工作，随后转赴日本，从事历史和古文字研究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郭沫若并不是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者，但他以文章和演讲支持革命，在当时的文化界影响不小。 此后多年，毛泽东走上井冈山、长征和抗战的道路，郭沫若则在日本研究学问。两人相隔万里，却没有完全中断联系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郭沫若回国，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，组织文化界开展抗日宣传。毛泽东也通过书信与他保持来往。 1945年8月28日，毛泽东抵达重庆参加谈判。郭沫若在欢迎人群中再次见到这位阔别多年的朋友。那时重庆局势复杂，谈判日程紧密，毛泽东却仍习惯使用一只旧怀表掌握时间。 9月3日，重庆举行抗战胜利庆祝活动，原定会见地点临时改到桂园。座谈期间，郭沫若注意到毛泽东几次取出怀表。休息时，他解下腕上的欧米茄手表，递了过去：“这块表，希望能派上用场。”毛泽东没有推辞，只说：“我会好好保存。” 这块表并非普通礼物。郭沫若早年在欧洲购得，平日十分珍惜。重庆谈判中，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资源，准确掌握会见、磋商和行动安排，关系到谈判节奏。郭沫若送表，既有朋友间的关心，也带着对毛泽东处境的理解。 后来，这块手表一直由毛泽东使用。相关资料显示，他佩戴这块表达三十余年，直到1976年去世前仍在身边。一个细节，留下了两人关系中少见的生活气息。 新中国成立前后，郭沫若多次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敬重。1949年，他在有关会议和典礼上代表文化界、民主人士发言，曾把毛泽东视作革命道路上的老师。所谓“学生”，并不是正式师生关系，而是郭沫若对毛泽东政治判断和革命经验的自我定位。 郭沫若的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。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、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务，在文学、历史、考古和古文字研究方面都有建树。毛泽东器重他的才华，但二人并非事事意见相同，尤其在秦始皇、孔子以及法家思想的评价上，分歧逐渐显露。 郭沫若早年撰写《十批判书》，对秦始皇和法家多有批评。毛泽东则认为，秦始皇结束诸侯长期割据，建立中央集权制度，统一文字、度量衡，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，不能只看到焚书坑儒的一面。 1973年，毛泽东写下《读〈封建论〉呈郭老》：“劝君少骂秦始皇，焚书事业要商量。”这首诗常被说成是毛泽东写信讽刺郭沫若，严格说并非书信，而是一首写给郭沫若的诗。诗中既有批评，也有学术讨论的意味，针对的是郭沫若评价秦始皇时的偏重，并非要否定其全部学术成就。 毛泽东还曾说过“我也是秦始皇”，表达自己对秦始皇历史作用的肯定。这样的言论与当时批判林彪、讨论法家思想的政治背景相连，已经超出单纯的古史争论。 1974年，郭沫若在一次会议后病倒住院。毛泽东得知后，派人前去探望，并索要郭沫若整理的《随园诗话》札记。两人的分歧没有消除，但交往也没有因此中断。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，郭沫若称毛泽东是自己的导师。这句话，正好对应了他多年以前反复自称“学生”的说法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