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1年，乌鲁木齐，王恩茂重新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。离开这里整整12年，他没有急着谈个人得失，而是先翻看各地情况汇报。对他来说，天山并非普通的工作地点，而是投入半生心血的第二故乡。 这份牵挂，早在1949年便开始了。新疆和平解放后，王恩茂随部队进入这片广阔土地。当时局势远没有表面上那么平静，旧势力、地方武装和潜伏人员仍在活动，南疆一些地区治安复杂，群众对新政权也需要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。 王恩茂承担的任务很实际：稳定秩序，恢复生产，建立基层政权。他没有把工作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上，而是带着干部深入村寨，了解各族群众的生活状况。哪里缺粮，哪里缺水，哪里需要修路，他都要求记录清楚，再设法解决。 新疆的难处，不只在于地域辽阔。干旱少雨、土地分散、交通不便，粮食供应始终是关系军民生存的大问题。部队如果长期依靠内地运输，成本高，风险也大。王恩茂由此认识到，驻军必须能够生产，地方也必须尽快形成稳定的农业基础。 1950年1月，驻疆部队开始大规模参加生产建设。王恩茂和战士们一起开荒、修渠、播种，白天在田间，晚上处理政务。那不是简单的劳动安排，而是一次治理思路的转变：军队既要保卫边疆，也要参与建设边疆。 有人担心新疆土地贫瘠，开荒难以见效。王恩茂却认为，困难不能只靠等待条件成熟来解决。他多次调查水源和土质，推动兴修水利、扩大耕地，并把部队生产所得用于改善军民生活。几年下来，一些原本荒凉的地方逐渐出现了农田、道路和居民点。 有意思的是，王恩茂对新疆的感情，并不只是来自工作成绩。一次走访中，一位当地老人表达了想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愿望。王恩茂把这件事记在心里，后来设法促成老人进京。这样的细节未必惊天动地，却说明他处理民族地区事务时，重视的是群众的真实感受。 1952年7月，王恩茂开始全面主持新疆工作。此后十多年，他面对的考验并不只来自经济建设。1962年4月22日，伊犁、塔城一带发生大规模边民外逃事件，霍尔果斯口岸一度聚集大量人员，伊宁市也出现冲击机关、殴打群众等混乱局面，史称“伊塔事件”。 事件表面上有外部势力煽动，深层原因却更加复杂。群众为什么愿意离开？除了边境局势影响，也与生活困难、民族关系、政策执行和基层工作不到位有关。王恩茂没有把责任简单推给外部，而是强调，建设新疆，关键是让各族群众真正安居乐业。 这句话背后，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。既抓稳定，也抓生产；既重视边防，也关注民生。对新疆而言，粮食、住房、水利和交通看似琐碎，却决定着群众是否愿意留下，地方能否形成持久发展的基础。 1967年以后，王恩茂也受到政治风暴冲击。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各地负责人时，曾问他是否面临被打倒的危险。王恩茂回答：“很危险。”毛主席随即表示：“我觉得你打不倒。”这段简短对话，反映出毛主席对其长期表现的了解。 遗憾的是，局势并未因此立即改变。1969年，王恩茂离开新疆，后来到北京工厂参加劳动。1971年，他被安排到安徽芜湖，担任地委副书记。对于一位长期主持边疆工作的老干部来说，这个职务显然不是能力的正常位置。 有人劝他不要赴任，他却说，不去就是不服从组织安排，去了不过是再吃些苦。到芜湖后，他没有消沉，仍然调查情况、处理事务，踏踏实实完成分内工作。这样的态度，也成为后来重新起用的重要依据。 1975年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，王恩茂给毛主席写信，汇报芜湖工作，并表达希望回到部队继续工作的愿望。毛主席阅信后，对他的安排表示不满，认为以王恩茂的能力，担任地委副书记明显屈才。 邓小平参与研究后提出，可调他到南京军区担任副政治委员。随后，王恩茂重新回到军队领导岗位。这里的“不满”，并不是对王恩茂本人不满，而是对人才被放在不合适位置的不满。 1981年，王恩茂再次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，重新承担建设新疆的重任。2001年，王恩茂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8岁。按照他的遗愿，骨灰安葬在新疆。那片曾经由他参与平乱、开荒、修渠和建设的土地，留下了他的最后归宿。 特别